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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辑

栏目:历代易学研究概论 时间:2019-08-03 03:16:26 阅读:76

(第三辑)

至于用“爻辰”与天上星宿相值,此法更不会是郑玄自造,若考其渊源,郑玄此说恐怕必有传授。我们知道,郑玄从马融学《易》,而马融即以天象注《易》文,如《经典释文》引马融注《彖》《无妄》之“天命不佑”一名,曰:“天不右行。”注《明夷》六二爻之“明夷,夷于左股”一句,曰:“日随天左旋也。”《周易正义》孔疏引马融注《系辞》之“大衍之数五十,其用四十有九”曰“《易》有太极谓北辰也,太极生两仪,两仪生日月,日月生四时,四时生五行,五行生十二月,十二月生二十四气。北辰居位不动,其用四十有九,转运而用也”。虽寥寥数条,但郑氏“爻辰”的天文星象,五行、十二月都有了。故郑氏“爻辰”之说,可能源于马融。而马融传费氏《易》,故其说可能自费氏来。费氏说《易》,即有以八卦与星宿、干支互相配合者。清人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中辑有《费氏易林》《费氏分野》,其内容就是以八卦与干支相配合。所以,《汉书.儒林传》中称费直“徒以《彖》《象》《系辞》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”,这种说法可能不够全面。况且,即称“解说”,必定既有所“解”,又有所“说”,怎能是直抄《彖》《象》《系辞》等十篇文字于六十四卦之后,而称“解说”呢?

再案《易纬.乾凿度》:“天地烂明,日月星辰布设,八卦错序,律历调列,五纬顺轨。”亦可证起码在西汉时,已有“日月星辰布设,八卦错序,律历调列”之说。又加当初《周易》由太史掌管,古太史兼管天文、历法。如《礼记.月令》称“乃命太史守典奉法,司天日月星辰之行,宿离不贷”即其证。故这种以天象星宿解释《周易》的方法,估计起源较古,有可能是周太史的遗法之一。而由《系辞》之“仰以观于天文”“仰则观象于天”“天垂象,见吉凶,圣人象之”“《易》之为书也,广大悉备,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地道焉”及从《彖》《贲》之“观乎天文,以察时变”等等话语看,《易大传》作者在整理前人遗说时,一定读到过古人以天象解《易》的资料。而考之《周易》六十四卦卦辞,其中又确实包含着不少天文观测的内容。如《丰》卦的卦爻辞,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对日全蚀的一次完整记录。再结合《说卦》之“立天之道,曰阴与阳”及《系辞》之“在天成象”的说法,我们认为,《周易》的阴阳爻画及其卦爻之辞,肯定及收了当时天文观测的果。

因此,郑氏这种以爻辰上值天象星宿以解《易》文的独特方式,其全貌虽然已难窥见,但凭流传至今的十几条例子,亦可见其一斑。所以,在《易》学研究中,汉人的这部分《易》学遗产,于启发我们探索《周易》本源方面,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,实有进一步探讨、考证之必要。

东汉末年,另一个传费直《易》的著名《易》学家为荀爽。

荀爽,字慈明。据《释文序录》记载,唐时荀爽《易》注尚有十卷(《七录》称十一卷)后皆亡佚。清人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辑有《周易荀氏注》三卷。惠栋著《易汉学》,张惠言著《周易荀氏九家》,亦皆有辑录。

荀爽讲《易》,其特点是以阴阳二气的“升”“降”交通解释《周易》卦爻辞及《彖》《象》等《易大传》之文。如《周易集解》引荀爽讲《象》《乾》:“潜龙勿用,阳在下也。”曰:“气微位卑,虽有阳德,潜藏在下,故曰‘勿用’也。”讲《象》《泰》:“天地交,泰。”曰:“坤气上升以成天道,乾气下降以成地道。天地二气若时不交则为闭塞。今既相交乃通泰。”讲《彖》《恒》:“利有攸往,终则有始也。”曰“乾气下终,始复升上居四也。坤气上终,始复降下居初者也。”讲《彖》《大壮》:“刚以动,故壮。”曰“乾刚震动,阳从下升,阳气大动,故壮也。”等等,皆其例。

他又以阴阳二气交感解卦爻的变化。如他讲《文言》《坤》:“至静而德方。”曰:“坤性至静,得阳而动,布于四方也。”并在解释《系辞》之“仰以观于天文,俯以察于地理,是故知幽明之故”时,说:“谓阴升之阳则成天之文也,阳降之阴则成地之理也。‘幽’,谓天上下不可得见者也。谓《否》卦变成《未济》也,‘明’,天地之间,万物成列,著于耳目者,谓《泰》卦变成《既济》也。”

他认为象征阴阳的《乾》《坤》两个卦体,是代表天地生成万物的根源。如他注《彖》《坤》:“含宏光大,品物咸亨。”曰:“《乾》二居《坤》五为‘含’,《坤》五居《乾》二为‘宏’。《坤》初居《乾》四为‘光’,《乾》四居《坤》初为‘大’也。天地交,万物生,故‘咸亨’。”这样,《乾》《坤》二卦既然代表“天地交,万物生”,所以,在荀爽心目中,“坎”“离”“艮”“震”“兑”“巽”这六个经卦亦由《乾》《坤》二卦生成。如他注《文言》《乾》之“水流湿,火就燥,云从龙,风从虎”曰:“阳动之《坤》而为坎,《坤》者,纯阴,故曰‘湿’也。阴动之《乾》而为离,《乾》者,纯阳,故曰‘湿’也。阴动之《乾》而为离,《乾》者,纯阳,故曰‘燥’也。‘龙’喻王者,谓《乾》二之《坤》五为《坎》也。‘虎’喻国君,谓《坤》五之《乾》二为离而从三也。”接着,讲“与日月合其明”曰:“谓《坤》五之《乾》二成离,离为日,《乾》二之《坤》五为坎,坎为月。”这就是说,他认为经卦“离”是由于《乾》卦内卦九二爻与《坤》卦外卦六五爻与《乾》卦九二爻互换而生成。其他经卦亦同,如他注《彖》《解》之“天地解而雷雨作,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”曰:“《乾》《坤》交通而成《解》卦,坎下震上故雷雨作也。”显然亦以“坎”“震”是由《乾》《坤》交通而出。(以上所引,皆见《周易集解》)

荀氏这种以阴阳“升”“降”交通解《易》的方法,给了后人以重大影响,如王弼注《泰》卦六四爻:“翩翩不富以其邻,不戒以孚。”曰:“乾乐上复,坤乐下复。”显然取于荀氏之说。但王弼偏不说“升”“降”而用“上复”“下复”来代替,表示自己不取汉人象数之说。

人们正是根据荀氏有关阴阳“升”“降”交通及《乾》《坤》生其余六经卦的思想,认为他是古人最早谈卦变者,关于他的卦变思想,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,此处即不叙述了。

最后我们介绍虞翻。

虞翻,字仲翔,也是东汉末年人,五世家传孟喜《易》学。曾作《周易注》,《释文叙录》说十卷,《隋书.经籍志》称九卷。此人气节很高,不信神仙之事。有一次孙权与张昭谈论神仙,虞翻指着张昭说:“彼皆死人而语神仙,世岂有仙人也?”

我们以为虞氏《易》最具特色的是其“纳甲“说与卦变说。

所谓“纳甲”说,是以月亮之晦朔盈亏以象八卦,再纳以天干,以此显示八卦消息,使其“不失其时,如月行天”(《周易集解》之《坎》卦虞注)。如他注《系辞》:“悬象著明,莫大乎日月。”说:“谓日月悬天成八卦象。三日暮,震象出庚。八日,兑象见丁。十五日,乾象盈甲。十七日旦,巽象退辛。二十三日,艮象消丙。三十日,坤象灭 。晦夕朔旦,坎象流戊,日中则离,离象就己,戊己土位,象见于中,‘日月相推而明生焉’,故‘悬象著明,莫大乎日月’。”据此,朱震在其《周易卦图说》称:“纳甲何也?举甲以该十日也,乾纳甲壬,坤纳乙癸,震巽纳庚辛,坎离纳戊己,艮兑纳丙丁,皆自下生,圣人仰观日月之运,配之以坎离之象,而八卦十日之义著矣!”

很清楚,此法系以十干分纳于八卦,而举十干之首“甲”以概其余,故名“纳甲”。根据以上虞氏注文,“八卦”号为:震示初三月象,兑示初八上弦。乾示十五满月,巽示十七日月圆而缺。艮示二十三日下弦,坤示三十日月晦。以此显示八卦的阴阳“消”“息”。

“纳甲”法据说为京房所作,然而孟喜注《中孚》卦六四爻之“月既望”,已谓:“十六日也。”(张惠言《易义别录》卷一)引证其源较古。此说是否整理先秦时代人们以天体运行,阴阳消息释《易》的遗说而成?案《彖》《蛊》:“‘先甲三日,后甲三日’,终则有始,天行也。”其以“先甲”“后甲”说“天行”之“终”“始”;《彖》《剥》:“君子尚消息盈虚,天行也。”其“天行”又有“盈”“虚”之象--这些话说明战国人确有以月之盈虚释《易》的资料。

“纳甲”说以其丰富的天文知识,对后人产生过重大影响,如东汉人魏伯阳的《周易参同契》,即采“纳甲”之说以讲练丹,使该书在我国科技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地位。

京房所讲“纳甲”法,多用以占筮,前文已有简述。

此外虞翻治《易》严谨,以六爻“升”“降”“上”“下”“旁通”“消”“息”讲卦变(详见《关于‘易’象》及《关于卦变》)他最重卦象,依象解辞,前人认为他尚存西汉古《易》之旨。

观虞氏《易》注,其依象解辞虽有牵强附会之处,但他说“九”“六”变化、“卦气”“消”“息”等,恐怕必有师承,可能确有西汉古法。

东汉人说《易》,多讲“卦气”,虞氏亦主此说。所谓“卦气“之说,据说起于西汉人孟喜,京房亦用之。如《汉书.京房传》云”其说长天灾变,分六十四卦,更直日用事,以风、雨、寒、温为候,各有占验”即其证。其法惟《易纬.稽览图》所载较详。

“卦气”说的要旨是以《坎》《震》《离》《兑》四卦主一年四季,即:《坎》主冬;《震》主春;《离》主夏;《兑》主秋。再以此四卦的二十四个卦爻分主一年二十四节气。即:《坎》卦初六爻主“冬至”;九二爻主“小寒”;六三爻主“大寒”;六四爻主“立春”;九五爻主“雨水”;上六爻主“惊蛰”。《震》卦初九爻主“春分”;六二爻主“清明”;六三爻主“谷雨”;九四爻主“立夏”;六五爻主“小满”;上六爻主“芒种”。《离》卦初九爻主“夏至”;六二爻主“小暑”;九三爻主“大暑”;九四爻“立秋”;六五爻主“处暑”;上九多主”白露“。《兑》卦初九爻主”秋分“;九三爻主”寒露“;六三爻主”霜降”;九四爻主“立冬”;九五爻主“小雪”;上六爻主“大雪”。

每个节气又分三候:“初候”“次候”“末候”。因每个节气为十五天,故每候主五天。这样,由二十四节气又推衍出七十二候。再以其余六十卦(即六十四卦去掉《坎》《震》《离》《兑》四卦)分主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,即365又4分之1除以60等于6又80分之7日,亦即每卦主6又80分之7日,此即古人谈卦气时,所谓“六日七分”的来历。

这六十卦由《中孚》卦起,至《颐》卦而止,以一种特殊次序排列,并按“始卦”“中卦”“终卦”的方式,分配在二十四气,七十二候之中。以“公”“辟”“侯”“大夫”“卿”五种名目,不断地重复着。(详可参看《旧唐书.历志三.大衍步发敛术》)

卦气说的创造者,就是这样以六十卦分配于七十二侯之中。七十二候皆有名称,这些名称在《礼记.月令》中早有记载。它们详细记述了自然界中一些生物和其它自然现象,随着节气发生的变化。如《坎》卦初六爻主“冬至”。“冬至”的初候曰“蚯蚓结”,次候曰“麋角解”,末候曰“水泉动”。“冬至”其始卦为“中孚”,称“公”,主六日七分(即6又80分之7日),中卦为《复》,称“辟”,又主六日七分,共为十二日十四分(即12又80分之14日),其终卦为《屯》,称“候”,亦主六日七分,总为十八日二十一分(即18又80分之21)。《坎》卦九二爻为“小寒”,其初候曰“雁北乡”,其始卦仍为《屯》卦(因三候共主十五日,而三卦共主十八日二十一分,故“小寒”初候仍为《屯》卦(因三候共主十五日,而三卦共主十八日二十一分,故“小寒”初候仍为《屯》卦),接下去七十二候有“鹊始巢”,“野鸡始雏”,“鸡始乳”,“鸷鸟厉疾”……等等。

很显然,七十二候详细记录了古人随着节气变化,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认识。如“蛰虫始振”,“鸿雁来”,“草木萌动”,“桃始华”,“雷乃发声”,“始电”,“鸣鸠拂其翼”,“蝼蝈鸣”,“半夏生”,“大雨时行”,“寒蝉鸣”,“鸿雁来”,“草木黄落”,“水始冰”,“地始冻”,“闭塞而成冬”等等。由其内容看,有的记述了候鸟的迁徙,如“春分”(《震》卦初九爻)其初候为“玄鸟至”,而“白露”(《离》卦上九爻)中候则为“玄鸟归”。有的记述了某些自然现象的出没日期。如“清明”(《震》卦六二爻)末候为“虹见”等。但从这七十二候中,也能看到古人的一些错误认识。如“鹰化为鸠”,“田鼠化为 ”,“腐草为萤”,“爵入大水为哈”,“野鸡入水为蜃”等等。

总之,七十二候记述的上面种种自然现象,都随了节气变化着,节气的变化,又基于地球的远日点和近日点。如果“爻辰”是以古人的星学知识解《易》,则“卦气”之说,其实质无非是以古人朴素的太阳历学,亦即以日学知识以解《易》了。

“卦气“之说,虽说不见于先秦,但与“爻辰”“纳甲”一样,溯其源,恐怕也不是汉人独创。由于《系辞》作者称赞《周易》“是故法象莫乎天地,变通莫大乎四时”。《象》《革》也说:“泽中有火,革,君子以治历明时。”看来,《系辞》及《象》的作者,可能见过当时《周易》与律历知识相结合的遗说。而《说卦》则更加明确的指出:“兑,正秋也,万物之所说也,故曰说言乎兑。”据此,可以肯定:在《说卦》写成之际,或者更早,古人已有以“兑”主秋之说。而《象》《复》又说:“雷在地中,复,先王以至日闭关,商旅不行,后不省方。”文中有“至日”,到“至日”即”关“而商旅不行”。按照“卦气”说,《复》卦在“冬至”。西汉时,每逢“冬至”“夏至”,官吏休息不办公,据说其习相沿已经很久。《汉书.薛宣传》:“及日至休吏……日至,吏以令休,所繇来久。” 师古注:“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,故休吏。”文中既称“所繇来久”,故秦汉之前恐怕已有此习谷。这正与《象》《复》之“至日闭关”相符。可见作《象》之际,已有《复》卦当“至日”之说。同时,《系辞》称:“《乾》之策二百一十有六,《坤》之策百四十有四,凡三百有六十,当期之日。”这种以《乾》《坤》两卦之爻主一岁的说法,也与卦气说一致。

先儒多定“爻辰”“卦气”为汉人所造,因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筮例中,未见其说。其实,《左传》《国语》所载筮例,面极窄狭,若据此而考古筮法,断定“纳甲”“飞”“伏”“世”“应”诸说,为汉人所造,尚可作为依据。但若以此二十几条筮例,窥探古《易》包含的全部内容,似恐欠妥。像当初韩宣子到鲁国去,在太史氏那里见到了《易象》与《鲁春秋》,以为:“周礼尽在鲁矣!”(《左传.昭公二年》)而考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全部筮例,却无一条以《易》发挥周礼者,此即明证。故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筮例无此说,不能证明春秋时代太史遗法中没有以《周易》与天文、律历相结合者。而《说卦》之“兑,正秋也”,即战国时代或这之前已有卦与节气相值说的铁证。更重要的是,《说卦》乃辑录前人《易》象而成,故此说在战国时代也不可能是无源之水。

但我们估计其说当初比较简略,由田何传入西汉后,经过其弟子及后人的不扩充、发挥以至于附会、发明,到东汉时,才逐渐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样子。所以,“卦气”与“爻辰”“纳甲”一样,仍是我们探索汉人汉《易》的一个重要侧面。

另外,东汉人说《易》,还有“蒙气”“十二禽辰”诸说,此处即不一一介绍了。

总起来说,东汉《易》学虽不如西汉兴旺,但今天所能见到比较系统的汉《易》,却只有东汉人的了,其中又以虞《易》最为完备可观。因此,自唐以来,虞氏《易》成为历代《易》学家探索汉《易》的主要资料,对后人治《易》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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